商业文明的文化标志--条码

　　如果要推选当代商业文明的文化标志，条码肯定是实力强劲的候选者。有人这样描述：1974年6月26日，(美国)俄亥俄州特洛伊市马什超级市场的一位收银员将10包黄箭口香糖放在条码扫描器中扫了一下，收银台自动显示出价格，一个条形码时代便由此诞生了。根据统计，30年后全世界每天要扫描50亿次条码。1949年，迈阿密海滩上，一位27岁的工程师有意发明一种自动的超市结账系统。面对手指在沙子上划出的线条，他灵光一闪，一个天才的想法诞生了。而在条码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的1970年代末，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余音绕梁，中国开始推开积满灰尘的门窗，再一次向久已陌生的世界投射自己的目光。

　　那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，当时都显得那样新奇，甚至古怪。条码走进我们的生活，一路趔趄，并不顺利。应用与推广条码技术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列入了上海市的相关发展计划，但具体实施却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已从上海市经委科技处退休的刘校兴老人，回忆起条码技术的引进。　　没有多少商家对这些神秘的线条表示出兴趣。那时候的上海，一件件的羊毛衫还高高挂在商店柜台后，看中了哪一件就招呼售货员把它取下来细细打量。人们甚至还在为开架售书产生的污损和失窃议论纷纷。没用条码，那些商家也经营了这么多年。更何况当时的商业街上人潮滚滚，无论柜台里摆的是什么，都卖得飞快。

　　在上海市有关部门多次动员后，南京东路上的第一食品公司终于开始了条码的尝试。当时的条码并非直接印在包装上，而是必须印在小纸条上，再一张张贴在食品包装上，每贴一件商品，就要多花0.025元的人工。手工贴码工作量极大，错码和重码也令人头痛。

　　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厂家拥有生产条码设备的技术，大部分设备都必须进口，价格昂贵；如果自行研制，又需要较长的研发阶段。以应用带动开发，成为有关方面推广条码的思路。刘校兴曾组织了香港20多家专业条码设备供应厂商来上海办展览会，参观的人很多，却没有一件设备成交，等到第二年再组织参展时已无人响应。偶尔有赶时髦的商家从欧美等地进口了一两件激光扫描设备，但商品上贴着的条码，多是商店自己命名的代号，书不同文，车不同轨，失去了条码在全市乃至全国流通的意义。

　　上海-横滨经济技术交流会议给了我们一次机会。这个经济技术交流会议是上海和横滨这两座友好城市从1991年开始举办的交流项目，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成为上海获得先进技术和理念的便捷通道。在日本，条码在百货商店、仓库管理和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普及。不仅是商店里的每件商品，即使是生产线上的每个零部件，也大都印有条码。很多企业不必设立仓库，真正做到了零库存。更关键的是，日本横滨地区的供应商们拥有包括POS机、扫描仪和条码打印机等在内的全套条码设备，这正好解了上海人的燃眉之急。

　　回遇到了推广条码的天然时机。当时上海的条码发展主要在超市和部分小图书馆推广。1993年前后上海的超市在经过一轮发展高峰后日渐萎缩，整个城市只剩下了3家超市在支撑，超市里的商品也只有3000来种(当时美国超市的商品已经达到了150万种)。上海市经委和商委联系，希望超市继续使用条码；同时经委也拿出了专项计划，每年为超市增加3000多种新商品，而这3000多种新商品的包装上都必须印有条码。条码在上海有了足够的市场。

　　日本横滨听说了上海对条码技术的渴求，随即派团来沪考察，日本方面被上海巨大的市场潜力所激动，慷慨赠送108套条码设备，当时价值十几万美元。同时双方还各自建立了条码学会，以促进条码技术在上海的落地和发展。通过这样的交流，上海比国内其他城市提早了5到10年引进了条码技术，大大推动了上海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。

　　放眼向洋，种种交流都为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支持。在上海的都市之肺延中绿地，有加拿大蒙特利尔设计师的心血；吴淞路闸桥和越江隧道的诞生，离不开荷兰鹿特丹提供的经验和技术；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灵感，催生了技术先进的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；如果你有机会经过日本羽田机场去横滨，你甚至可以在途中发现横滨的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……今天，商品、资本、技术、人才、信息……一切都在全球飞速涌动。人们再也不会为引进类似条码这样的技术而煞费苦心了。交通，交往，交流，交易，虽然世界上还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乘风破浪的哥德堡号终究无需大炮护航了，那些冰冷的铁管只是在进港施放礼炮时，才有机会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。-

小知识：条码是由一组按一定编码规则排列的条、空符号，用以表示一定的字符、数字及符号组成的信息。条码系统是由条码符号设计、制作及扫描阅读组成的自动识别系统。 二维条码/二维码 （2-dimensional bar code） 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（二维方向上）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。